李澄宇 我心中的蒲老師
我心中的蒲老師
我在蒲老師的實驗室從學生到博士后，再到他領導下的研究所做研究員，算來已經有十二、三年。從蒲老師那里收獲最多的，大概是如何做科研，如何帶學生，以及如何做中國的科研人。
如何做科研記得一次談話中，提到實驗的成功率不高。他問我是不是一直都在實驗攤子前面？我答說有時候會在記錄上細胞后出去做別的事情。他說那不行！你是在和自然“談天”，如果不夠專注的話就沒法聽懂自然“說”什么。這句話就像醍醐灌頂，讓我猛然意識到科學研究的本質，同時意識到該如何對待實驗。這個事情我一直記在心里，也常對我自己的學生說起。
UC Berkeley開年會一般比較遠，需要開車近三個小時。有一次他是一個人駕車去的。我問他說，這么久自己駕車去不覺著悶么？他回答說：沒悶啊，我在工作啊，路上我已經構思好了神經所年會報告的全文。這讓我想起愛因斯坦的一個類似故事，一個學生約好見面但遲到，愛因斯坦獨自等了個把小時。一個朋友斥責那個學生不守時，愛因斯坦說沒關系啊，我在工作。大科學家的一個共性，大概是對每一點時間都用于工作。
說起愛因斯坦，他經常被蒲老師提起，尤其是在討論“困境孕育創造力”的時候。時任專利局三等專利審查員的愛因斯坦，以個人的困境作為巨大的動力，在1905年發表五篇具有重大意義的論文。蒲老師自己接受從Full Professor 降格為Research Professor的苛刻條件，從Univ. Calif. at Irvine跳槽到耶魯大學，是他自己追求挑戰，自己創造困境的經典案例。原因之一是因為他感到Irvine的環境已經沒有挑戰，太舒適，不利于他自己的事業發展。逆境才能檢驗出一個人的含金量，蒲老師對逆境的看法值得敬佩，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
剛建所的時候所里全體學生常和蒲老師交流。一個學生問，蒲老師是如何在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里發Nature文章并畢業的？他的回答是Persistence，也許翻譯成剛毅、堅忍為好。他說他讀研究生時是要克服很多技術困難的。他常講如何努力讓光線形成一個非常細的窄縫，以便可控的漂白視紫紅質，從而首次觀察、并定量測量到蛋白在細胞膜上是如何移動，為細胞膜的鑲嵌模型提供了重要的實驗基礎。他常講年輕時在Woods Hole夏季做實驗的事兒。晚上很晚的時候，一位長者在實驗室里晃悠，看到他在做實驗，和他打招呼，后來才知道是著名的Stephen Kuffler本人。后來蒲老師在UCSD做教授時是第一任Stephen Kuffler 講席教授，人生總是有那么多巧合。
在工作的Persistence上，蒲老師是身教大于言教的。他在美國每周基本上工作七天，每天10點到實驗室，晚11點多走，每個月在中國的時候大概工作時間還要長些。雖然傳聞他的實驗室要求很嚴，但其實他對本實驗室內的人管的并不多。不過他實驗室的博士后和學生都非常努力，一般不用他管。也許這就是身教的意義。
Persistence還體現在隨時的科學思考中。蒲老師曾說過，他的很多想法是在休息的時候得到的。比如他做PI后發的一篇Nature文章，是在洗澡的時候想到的，第二天去一做實驗，馬上就得到了結果。那篇文章是用在細胞的兩端不對等的加藥阻斷ACh受體，從Ach受體介導的反應從不對稱恢復到對稱的狀態的時間，來推斷受體蛋白在膜上的擴散速度。我認為這篇文章最能體現蒲老師的精妙實驗設計。
蒲老師曾說過，高手做課題就像使打狗棒法，隨手一根樹枝都是利器，任何一種技術都可以做很重要的發現。我倒是覺著他做研究像獨孤九劍，無招勝有招，總能另辟蹊徑。與蒲老師討論問題的時候，最大的感覺是他非常有Insight：他總能找到重要的角度看問題，或者是從機制，或者是從功能角度。我在幾次寫文章的討論過程中，蒲老師經常設計出展示數據的嶄新的方式，在提高了對數據的認識的同時，也大幅提升了文章的質量。
武俠小說中高手常能推陳出新，近年來蒲老師問題的方式也在變化，近期他更關注高級腦功能的問題，在會上經常提以下這些問題：能否解讀人類智力的奧秘？進化中更多神經元是否帶來智力的飛躍？猴的社會交流的神經基礎能否提示人類語言的機制？我自己開始做清醒行為猴的研究應該是潛移默化的受了他的影響。
如何對學生科研本身可能是單調而充滿挫折的，領袖的信心和樂觀主義，對學生是有極大感染力和幫助的。對于我來說，蒲老師是個典型的樂觀主義導師。我和他討論問題的時候經常被他鼓動，自我感覺自己的課題是非常的重要。顏淵說孔子“循循然善誘人”，蒲老師具有這一好老師的特質。
我和其他從蒲老師實驗室出去的師兄師姐們談天，有一個共識，那就是蒲老師主要通過鼓勵我們讀好書來教育我們。在他的鼓勵下，Peter Madawar, Steve J. Gould, Francis Crick等這些大科學家的著作和傳記，教育了我和不少其他同學。神經所的閱覽室是在蒲老師的直接指導下建立的，或許是神經所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是蒲老師自己花錢買了很多書。我做學生會主席的時候，曾經協助他寫每一本書的書評：我把書按照重要性分等級，寫下書內容的簡介，而蒲老師則撰寫每本書的評價。從這件事，可以最清楚的看出他對學生的關注和用心良苦。
除了鼓勵學生閱讀，蒲老師十分重視提高學生的其他素質，例如學生的寫作能力。我做學生的時候每周要寫一次英文匯報。開始的時候，整個匯報里幾乎所有的文字都會被修改、加注釋后發給我，注釋里寫明了某些詞該怎么用、不該怎么樣，句子該怎么連接，等等。我的寫作能力的提高主要依賴于學生時期的每周匯報和寫文章的時候反復修改。
對于學生的素質，他還非常關注學生做科學交流的能力，包括在科學會議中提問。他常說他自己年輕時聽報告，是每個報告都要求自己能提出至少一個問題，英文不好就在聽報告的過程中寫下來，在會后提問。我是忠實的按照他這一經驗執行的，感覺自己受益匪淺。我還記得自己剛入學時，出生牛犢不怕虎，問出了不少現在還覺著不太好意思的天真問題。后來有一次他在一次大會上談到神經所的學生是說，他十分欣慰看到，神經所年輕的學生從剛開始提非常稚嫩的問題，到后來能夠提職業、專業的問題。他說這個話的時候我好像穿越到了天真提問時代，同時切身體會到老師的鼓勵對自己的成長是多么重要。
他曾在不止一個地方講他對神經所學生的厚望，這里不止是學術水平，同時包括社會責任感。蒲老師十分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公益活動。我在神經所做了兩年半的學生會主席，他作為所長非常支持學生會的工作。我參與建立神經所網站，和其他參加的同學一起榮幸的獲得了他個人的贈書。而這本書是計算神經科學歷史上重要的人物的訪談，對我來說如獲至寶。我后來做博后期間擔任伯克利學生會的副主席，在認識了很多朋友的同時，也深切的體會到在異鄉為華人出力做事的快樂。在神經所和伯克利的社會公益經歷對我來說是巨大的財富，這要感謝包括蒲老師在內的我的導師們的寬容和鼓勵。
如何做中國的科研人蒲老師年輕時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積極的參加臺灣留學生的保釣示威游行行動。他作為巴爾的摩地區的學生代表，參加了留學生在華盛頓的大會，由此進了FBI的黑名單，經常被FBI的探員騷擾。他最驕傲的事之一就是和FBI斗智斗勇。這一熱血青年的特殊經歷，折射出他對祖國的感情。他在八十年代的時候回國幫忙建立清華大學生物技術系，并擔任第一任系主任。之后他辦了幾次生理學技術研討班，他對于自己當時能為中國的神經科學界做些事十分自豪。
后來他是神經所的第一任所長，他常思考如何讓中國的神經科學界的水平進入世界一流，并趕上和超過日本。我常從他那里聽到這樣的話：我們國家奧運會金牌能拿世界第一，在諾貝爾獎這個科學界的金牌競爭中如何才能獲得金牌？可以肯定的說，對于未來國家的地位、人們的福祉，奧運金牌起的作用，一定不會超過高素質的科研人才所起的作用。在這一國際舞臺上，我們要思考如何才能超過我們的近鄰，日本。作為中國的科研工作者，這是我們應有的基本覺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蒲老師一輩子做自己喜歡的事，也感染著我們這些后來者。做一個對社會真正的有貢獻的人，大概是我從他那里學來的最重要的一課。
(作者：李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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